归个人，毫无疑问！笔者就是这么负责任的武断，不打算论证为何、如何归个人，只从几个方面试着讨论这个问题。
一、法律属性，现在进行时
碳普惠减排量的法律属性没有明确。看了学界最近的几篇文章，各有侧重：
- 刘颖在《碳普惠制度的困境、纾解与重构》中着力分析了碳普惠制度建设目标下，数据权利和减排量性质。文章的主张倾向是将“数据权利”与”减排量权利“约等，减排量价值中一部分归属于个人。
- 张国琪在《论碳普惠数据的生成及其权益属性》中提到“行为规制说”和“财产权二元结构说”，提出采纳“双重权益结构说”，即数据来源者享有“在先权益”，数据处理者享有“数据财产权益”。同时提出减碳权益的”制度性商品“属性。
- 王萧、魏旭在《碳普惠信用法律性质初探》中提出了“碳普惠信用”的概念和定义，对“准物权”“环境权”“行政补贴”一一做出了否定和批评，主张”碳普惠信用“应定性为“债权”。
从这三篇文章可以得到几个思考脉络。 第一，回归问题意识。从数据开始，数据归谁，减排量就归谁；从权益开始，权益的属性，决定权益的归属；从法理开始，定义概念，分析法律关系，进一步界定法律属性。 第二，寻找人的“位置”。人是数据来源，人的在先权益，人是债权人……！ 第三，辨析减排量的性质。准物权和债权。这个方向，脱离了笔者的认知范围。 露怯地说，笔者不懂法理，朴素的“感觉”这些方向都没有去向问题的根本，即“碳普惠在解决谁的、什么问题”？学者们的路径试图为“我”的权利落地找到法律接口，只是那个“接口”必须从“我”这个原点出发去焊接。很显然不能脱离“我减排”的原点，不论后序有多少角色为“我减排”提供了便利和服务，根本目的是为了让“我减排”。既然是“我减排”，那么当然是“我的减排量”，当然是“我的权利”，每个”我“才是碳普惠机制设计和建设的”目的“。 笔者并非在刻意混淆“来源”和“权利”，但脱离了“我减排”这个原点，以及“我”这个减排主体，单纯去讨论碳普惠减排量的法律属性，就会显得虚无！ 结论就是：还没有结论！研究过程本身就是意义。
二、生产过程，多方参与的价值共创
为了看清减排量的归属，还要再看碳普惠减排量的产生过程。一般来说，有两种核算方式，以低碳出行举例。 方式1，项目管理方式。项目业主根据方法学编制项目设计文件，将一个地区的或者一个企业的，所有用户和出行方式，都包含在项目内；经第三方核证（也有不核证的），再由主管部门签发。 方式2，数字化方式。用户选择低碳行为，场景企业汇集用户的低碳行为数据，将数据发送到碳普惠平台核算减排量，减排量进入个人碳账户。 不难发现碳普惠减排量的生产，涉及个人、场景企业、碳普惠平台运营方、政府部门。还可能涉及减排量核算的第三方。归属问题的复杂性便来自于这么复杂的参与角色！ 按两种核算方式，衍生出来以下几种不同主张： 主张一，减排量归个人，场景企业需要用权益向用户置换减排量产权。变种设计，所有企业都可以提供权益，向用户置换减排量。 主张二，减排量归场景企业，因为多数情况下用户已经支付了出行订单的费用，场景企业也已经提供了服务，后序的环节和用户无关了。 主张三，减排量归平台运营方，因为没有平台就没有减排量。 主张一的问题是，减排量价值不高，置换过程对企业而言是经营负担，企业不愿意。同时要求用户主动操作，用户不愿意。这种设计左右都不讨喜。主张二的问题是，仅仅是在存量行为中去做计算，用户完全没有参与感，能够参与的企业也十分有限，难以实现全民减碳的终极目的。主张三的问题更严重，自说自话、自我封闭！笔者的主张，一切权益归属以用户为优先，后序参与方可以在按比例切分权益覆盖参与成本，事实上每个参与角色都在博得用户的“好感”，不论是企业营销、政府施政都是相同目的。当然笔者的说法很粗糙，法律定义的问题有其复杂性。 回到起点，没有个人的低碳选择，就没有数据，更没有减排量。退一万步讲，作为用户总可以不授权，选择不参与吧？即使后序各环节说得天花乱坠，都不成立！
三、价值转化，在公益和市场之间的平衡与取舍
用户从低碳行为选择，到减排量核算，再到价值转化，只有一条路径——市场化。那么要考虑的问题是：谁愿意为用户的低碳选择埋单？参考目前看到的一些实践做法，大致有以下几种： 做法一，用积分代表权益，置换用户的减排量。第25问提及过“碳积分”，很多地方将“积分”视为一种面向个人的权益，或者说一种价值转化的手段。但在设计碳普惠平台时，除了“碳积分”三个字，没有再多想一步。积分本身没有价值，积分代表的价值承诺才是价值，谁来承诺？在这点上有一半符合王萧、魏旭的“债权”的观点，只是有了债权人，却没有债务人。没有企业会为其他主体发放的积分永久埋单，这是一个难有回报的价值黑洞。所以做法一，没有实现价值转化。 做法二，打包项目，签发减排量，进入本地碳市场履约。这是碳试点地区的专有做法，非碳试点地区无缘。不过各地碳履约需求是有限的，通常只会按需签发。带来的问题是，不论参与的企业和用户都很有限，每年只履约一次平时是没有任何活跃度的。再有就是交易权益很难去普惠用户。做法二，有价值转化，但获益方是少数企业，难以惠及个人，可持续问题突出。 做法三，多层次激励。积分用来连接激励商品，减排量用来进行碳中和，数据用来探索绿色金融和绿色消费。这条路是笔者过去一直的努力方向。但每一步都很难！做法三目前似乎也进入了一个死循环。中央对碳普惠的市场化持谨慎态度，碳普惠减排量的法律地位需要进一步研究。碳普惠的减排量没有明确法律地位，是资产、权益、赠品没有定论，买方不知道自己买到的是什么？买方不知道买到的是什么，便难以市场化运行。难以市场化运行，主管部门便会更加谨慎。谁来打破这个僵局？ 不论哪一种价值转化方式，都需要以碳普惠减排量的基本价值作为底线。碳普惠的每1克减排量，不仅代表了碳，更代表了低碳行为，以及选择、践行低碳行为的人。所以，笔者主张请参考《人人参与、人人受益，积极推动建立碳普惠市场化激励机制》。
四、现实情况，从地方探索走向制度化保障
“十五五规划纲要”中要求“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”；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（2026－2030年）》中指出“倡导简约适度、绿色低碳、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，探索建立“碳普惠”等公众参与机制”。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“十五五”规划》中要求“推动全社会广泛参与，引导规范地方碳普惠机制“。碳普惠机制建设已经开始从地方性实践，走向一种规范化、体系化的制度性减碳措施，一种创新型的社会治理工具。北京市、安徽省、浙江省等都在本省的“十五五规划”中提及碳普惠机制建设。 从各级文件中不难看出，碳普惠机制建设的着眼点，并不是减排量的价值，而是一场引导全社会参与双碳行动，潜在改变全社会行为模式的一种尝试，它带来了一种掀起巨大社会转变的可能性。 相较之下，减排量的价值和权利，需要继续深入的学理和法理研究。我们不知道最终会走到哪一步，眼下的关注确实在减排权利的归属。笔者相信，这只是一个小问题。
五、权利归属，“我减排，我获益”
回到最初的问题，笔者有三个判断：第一，减排量的源头权利属于个人，没有个人的低碳选择，就没有减排量。第二，"所有权"概念可能需要被超越，减排量是多方参与产生的制度性商品，更务实的做法是设计一套让各方受益的分配机制，前提是个人权益受到绝对保障。第三，政府的角色是规则制定者，而非所有者，政策文件中的"引导""规范"已经说得很清楚。碳普惠是为每一个选择低碳生活的"我"而建，碳是手段，人是目的。 所以，归个人，毫无疑问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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